一份当代年轻人报告,藏着多少信号

  你知道吗,在 B 站,继罗翔之后,鲁迅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“偶像”。70 后和 80 后无法理解,为什么这个在当年升学考试时,多篇作品被选为背诵篇目的民国作家,会像二次元虚拟偶像一样,重新被 00 后群体“捡”起来。

  在很多人眼里,这些用 QQ 多过微信,用手机多过电脑的“移动互联网原住民”,是一群打不得骂不得的“玻璃心”——他们的日常是怒怼老板、瞬间辞职,他们叫嚣着对抗 996,热衷于做“整顿职场”的“职场纪委”,也将“躺平”和“摆烂”奉为口头禅。

  对于更年轻的一代,人们通常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:要么称赞其为敢玩敢活的“后浪”,要么批评他们是不思进取的“三和大神”——前者带着一种盲目的乐观和谄媚,后者则不得不说有种过来人的“爹味”。

  所有人都在试图“定义”年轻人,却没有人能真正“理解”年轻人。

  张安定创办的青年志公司,每年都会根据调研发布一份当代年轻人报告,通过观察和分析现代年轻人的观念、行为和习惯,来总结其背后所蕴含的趋势和真相。

  在最近的沟通中,张安定告诉极客公园,人们之所以难以理解年轻人的行为和动机,恰恰是因为只将焦点放在了“现象”上,而只有结合对时代背景的剖析,才能真正理解在年轻人表现的“冰山”之下,隐藏的真相。

  而这些真相,或许可以用七个关键词来进行总结。以下内容来自这场交流的部分摘要:

  01

  作为前提的“时代”

  后全球化时代,各项红利逐渐消失,“确定性”变得稀缺。此前摸着“欧美”经验过河已经行不通,所有人将面对一个增长停滞、高度不确定的时代。

  从九十年代至今,人们身处一个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—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,及其产生的全球体系,更重要的是,中国部分地加入了这个体系,并且通过努力获得了足够的回报。

  大约五年前,这一进程逐步地开始呈现出问题:人口红利消失,经济增速放缓,社会贫富差距拉大,技术幻觉在消失,与此同时,对资本和技术的批判和反思上位,这些都意味着底层结构与秩序的变化。

  旧的东西摧枯拉朽般崩塌掉,新的格局正在建立,我们应当重新看待现在与未来。

  在今天,把握未来的趋势变得更具挑战性了,因为这一次,我们似乎缺乏足够多的未来参照系。从前在国内创业,多可以参照日本与欧美市场的技术发展路径,以此预估产业的状况,但现在,全球的市场包括政治与文化背景,都正在变得更加复杂。

  转折其实在 5、6 年前已经发生,这几年来,从外部看,大国竞争进入新冷战时代 、中美之间冲突,从内部看,经济下行,从追求效率到向追求公平转换,到现在,“风险”大于“机遇”这个趋势已经被大家,尤其是被年轻人看清了。

  最近,无论是年轻人,还是企业家群体,应该都能感知到风险大于机遇的氛围。对于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的我们而言,重新理解时代变得格外重要。

  机遇和收入减少,间接导致消费主义疲软;社交媒体过度连接,导致年轻人从“早熟”到“幻灭”;再到现在于“绝望”中寻找和真实人生的“连接”,这些是理解当代青年的基础。

  要理解年轻人,无法抛开时代背景。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,我们试图重新理解他们。

  02

  “职场纪委”

  是怎样炼成的?

  “00 后整顿职场”是如此普遍,以至于成了一个热议的网络梗。作为前辈的 80 后和 90 后,对敢于怒怼老板、旗帜鲜明地拒绝 996 和“画饼”的 00 后报以羡慕的眼光。

  但是,对于“老板”和“管理者”来说,在职场里逐渐成为主力的年轻人又不容忽视,无奈的管理者纷纷感慨,“队伍越来越不好带”。

 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?

  过去三十年里,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进步主义叙事——跟随时代成长,获取时代红利,实现个体价值。个体通过努力能实现自我价值、甚至实现阶层跃迁——人们对此坚信不疑。

  在有愿景的情况下,职场可以是一场共谋的游戏,但如果没有愿景呢?

  此前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十余年间,成就了一批互联网公司迅速成长为独角兽,期权激励成就了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的财富神话。2014 年,腾讯发行约 1952 万股新股用于员工奖励,从中获利的员工数达到 4997 名,平均每人可获股权价值达 38 万元;同年,阿里巴巴上市,马云因此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的人,总财富达到 265 亿美元,持有阿里股票的一万多名员工,平均每人可分得 182 万美元;再到 2018 年,小米上市有近三成员工分到期权,约 5500 名员工平均每人可得到近千万元。

  但从 2020 年 11 月蚂蚁集团上市停摆开始,互联网公司造富神话逐渐破灭,滴滴上市仅 5 个月即退市、股价腰斩……

  80 后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一代,坐拥时代红利,他们跟随组织很可能可以实现理想;90 后的成长伴随着各类财富神话和成功叙事,时代红利的窗口期虽在收窄但仍未结束。而对于 00 后而言,从其迈入职场的那一刻开始,时代红利在衰退,个体能够借助组织成就自身的机会急剧减少。

  年轻人们逐渐感到悲观,他们不再相信组织所诉说的“长期主义”;“只要努力就能实现价值”的进步主义叙事,变成了一种幻觉,不确定性带来的虚无与匮乏感笼罩在他们头顶。

  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,人首先得保护自己。

  年轻人们不再愿意牺牲自我,开始注重个人边界感,要划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,具体表现为拒绝低效内耗、拒绝无脑服从、拒绝洗脑、拒绝权益被侵犯——这些问题一直存在,只是从前被时代红利所掩盖。

  可喜的是,谈论人的权益是必要的,这些原本是正常职场应有的状态。

  03

  今天,消费降级了吗?

  在最近大热的书籍《工作、消费主义和新穷人》里,作者齐格蒙特·鲍曼认为,后现代生活工作意义的缺失,最终被消费主义满足替代了。

  但是,近年来在豆瓣等社交媒体上,“极简主义生活”、“消费降级”等小组拥有几十万的跟随者,年轻人在其中分享对于消费的抵制和反思,并且互相传授,如何用最低成本拥有更好的生活。

  在“工作不能实现梦想”之外,“用工作换钱买买买”这样的消费主义思想,在 00 后身上也不再奏效。

  张安定认为,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阶段,似乎一切都可以通过消费去解决。无论是个人成就的表达,个人价值的实现,各种解决方案的获取,一切都变成了消费式的存在——只要挣钱,有了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

  国外的消费主义崛起时,银行为年轻人大批量地办理信用卡,尽管这超出了年轻人的支付能力。在国内也一样,各种校园贷、消费贷,都(客观上)鼓励年轻人欠债消费。

  很多年以来,中国的商业组织穷尽心思制造欲望、掏空年轻人的钱包。在 2016 年左右,国内消费主义曾高度盛行,网红经济以及一系列新消费品牌崛起,海外品牌也变得比以往更容易触达。比如电商平台的首页可能会推送冰岛的雨伞。来自世界、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被带到消费者的眼前。

  而自 2018 年开始,经济下行已初露端倪。极简主义、断舍离的讨论出现,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开始流行。年轻人开始反思,自己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消费。

  与此同时,疫情加速了消费主义到达顶点。

  以国内的新消费品牌为例,如果没有疫情影响,可能至少还有 5-6 年的高速发展期。毕竟经济向好能够满足欲望的持续上升。加之中国此前各个品类做得不好,一有新工艺出来,大家都想去买新的,也无可厚非。

  但经济的下滑再加上疫情的冲击,带来了理性消费。

  此前埃森哲发布的《2022 中国消费者洞察》,指出在中国,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已经出现了,消费者正在从即时满足转向长期满足,消费时考虑的维度也更加多元了。

  一个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具有两点特征:品类充分竞争;消费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,有尊严的有限生活应该是个基本面。以前是想要比别人更牛逼的美好生活。

  04

  鲁迅,YYDS

  在 B 站,除了二次元和罗翔,曾经中学课本中必考的“文思革”(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)鲁迅,与虚拟偶像和年轻貌美的明星,成为了青年心目中的“爱豆”。

  为什么?单单“闰土”和“猹”这样过气的流行梗,显然不是让大文豪“再次伟大”的流量密码。

  既然今天的问题非常有挑战,非常困难,那年轻人如何去处理?

  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”,他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历史尺度,通过回望过去,从过去去吸取力量,以此来理解与面对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。

  因为在历史的不同年代里面,也有其他的人面临不同的状况,他们面对和处理的方式,可以在今天拿来作为借鉴。

  比如说这次俄乌冲突,年轻人可能没法讨论这件事,但他们会讨论苏联解体、秦朝的政治,讨论很多历史上的问题。因为他们之前的经验里,没有见过这些事,就可以通过回到历史逻辑里面去理解问题从何而来,吸取到一些灵感与启发。

  还有很多年轻人在 B 站看鲁迅,通过看鲁迅面临的时代状况,看他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去激发自己和他人,然后从中获得一些力量。

  对于更早的文化娱乐内容的重新消费也是一样的逻辑,比如《我爱我家(行情000560,诊股)》。年轻人为什么要去看《我爱我家》?因为他们发现在那个时代,表达更自由。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剧集都可以有批判性地讨论当时的社会问题,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好的价值观,他们从这些里面会发现什么才是正常的,应该有的东西。

  05

  Up 主背后的真实和连接

  B 站知名 Up 主巨靠谱的老蒋,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洞察,作为 90 后生人,自己和 80 后的朋友类似,在镜头面前有种天然的紧张和尴尬——毕竟还是文字的一代,相比于露脸拍视频,将逻辑变成文字更令人感到安全。

  但 00 后截然不同,作为“移动互联网一代”,他们在镜头面前没有任何心理负担,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。

  在豆瓣、B 站、抖音、甚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,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地年轻人用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种种形式来分享和表达自己。

  他们并不是想享受安迪·沃霍尔的“15 分钟”,而是在尝试和真实的世界发生连接。

 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其他年龄的人,在面对今天的状况时,都要回到人本身,要去关心所处的真实状况。

  这种关心、关怀可以从一些很小的地方去着手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年轻人的一些变化是他们在尝试解决问题。

  他们去连接身边的人,身边的世界,把人的基本的善意和尊严的看得很重要。只有当你关心具体的人,理解人的真实面,才会有抵抗各种意识形态的力量。

  那些活跃的年轻人在干什么?在书写记录和思考。

  比如疫情期间有人就在写方舱日记记录和思考,还有很多蓝领、普通人在小红书、在微博记录真实的生活和思考,在播客里讨论各种社会问题,这些都是行动。

  在这一点上,全球的年轻人其实都是一样的,因为全球也在面临转折点。全球的年轻人都在行动。就像很多韩国炒币的年轻人,换一个角度去看,可以理解为在韩国财团统治下其实没有什么上升的社会空间,但他们还是努力想去颠覆财富阶层,想进入到技术或者新领域里面,去把握最后的机会。

  面对问题去行动,才能有力量。系统再强大,你该做的事你还得做,这是你的生活。而且,做一切能做的事情,其实会促进整个系统的变革发生。

  06

  玻璃心

  “不可以批评年轻人,明天他们就不来上班了”,某部大热日剧里的一句台词,可能是 60、70 和 80 后对于年轻人“玻璃心”鄙视的“最好说明”。

 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美,通常被认为大大咧咧更皮实的欧美年轻人,同样被贴上了“雪花一代”(Generation Snowflake)的标签。

  00 后就是抗压能力差的“玻璃心”,这个事情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?

  过去的年轻人的自我其实蛮简单的,就是你面对外部的时代机会要努力,你要建立一个独特的自我,更早地实现自我价值。

  但是,如果你去跟一些心理学家聊,会发现中国人的自我其实非常脆弱。中国年轻人的自我,尤其是 95 后 00 后,他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压迫、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里,而外部的环境又充满竞争与不确定性,所以他们会经常面对高度的挫折。

  在一个恶劣的外部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,他们看到的自我,要么是消费主义下构建的自我,要么是一个高度竞争后的自视甚高的自我,一旦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,就会变得高度脆弱。不过一个好的变化是,外部环境变得不确定后,他们对向外证明自我价值,也变得不那么执着了。

  他们开始转为向内关爱自我,重新探索自我。在国内的文化语境里,这是长期被忽略的一件事。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的人很多都会爱自己,但是中国人不会爱自己,一旦有挫折,就会是个大问题。

  所以,在一个转折的不确定的年代里面,尤其要重视从内在滋养与爱护自我。

  另一方面,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,不仅让年轻人“早熟”,也打乱了他们的“成长周期”。

  如果在从前没有社交媒体,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候,所谓的年轻人的“不变”体现在阶段性的生命经验的类似上,也就是按部就班地上学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,所谓的什么年纪做什么事。

  但在当下,所谓的按部就班已经改变了,因为在社会资源的变化、媒体文化的变化的冲击下,同样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,在成熟度上是有差异的,他们对社会的残酷会有不同的认识。

  我们(70 末)刚毕业时,对社会是没有认识的,但今天的大学生毕业时对社会是有认识的,进任何一个公司,就要说我的权益在哪里。这些就是代际之间的不同。

  而且现在年轻人很惨的。为什么惨呢?就是以前年轻人不知道很多东西,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保护了。社会给年轻人设了一个很清楚的路径,每个年龄阶段处理每个年龄阶段的问题就行了,按部就班地上学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就行了。每个阶段,其实都是可以借助前辈的经验的。

  但现在很多东西都变了,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了。因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一些关键的参数、影响力因素都变了,家庭的、媒体的、学校的、同伴的影响都变了。

  比如同伴,从前同伴可能是学校里和住的地方认识的人,今天的同伴可能是十万里之外的一个外国人。这些东西变化之后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是有影响的。

  说好听点,是让他们的眼界更开阔,不好听的话就是其实也给他们造成了极大困扰,不同阶段要做的事情交错在一起,可能会让他们在每个成长阶段里都没有处在一个完全准备好的状态,会变得比较混乱。

  尤其现在的年轻人,超越了原来的成长路径、社会化路径,更早地面对世界和自我,可能的确更快地成长了,但是自我期待也更高了,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在过去十年里变得越来越糟糕。

  所以在今天,年轻人生存真的很艰难,也更有挑战。

  07

  做人,

  做有尊严的普通人

  过去几十年,社会的快速发展,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向往成为中产阶级或者企业家,实现自我价值,创造社会价值。

  而现在,人们,其实不仅是年轻人,向往成为一个“普通人”。

  过去几十年来,中国年轻人的向往从来都是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,比如成为一个企业家,不断创造自我价值、社会价值。

  但在今天,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,很多人的向往都变成了,想要做一个普通人,好好活着,重新扎根重新安顿自我。

  可以说,中国人正在第一次真正面对现代意义上的安身立命,不只是关心车房问题,而是关心在一个后物质主义时代,如果挣钱不再那么容易或者重要,应该如何安顿一个人的尊严?

  我们都是普通人,在一个不确定的混乱的时代里面,需要意义,需要故事,需要精神与情感的支撑力量。我们更要明确自己牺牲什么、得到什么,要为自己重新做定位,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学会应对长期生活的不确定。

  我们不应当再进入消费主义的陷阱,应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过得有尊严,到达一种有尊严的有限生活,重新发现生活的美。

posted on 2022-08-05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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